河北航空新增大连=绵阳航线

由于程颐易理直接突出了人伦道德的重要性，并就道德修养的工夫作了细致论证，使得他与邵雍重视象数之学相比，更突出了现实人生的指导意义，具有更强的现实适用性。

谨案：《尧典》以亲九族，即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，尧安得九族而亲之？《礼谶》云唐五庙，知不感天而生。故《系辞》曰：形而上者谓之道。

在《乾凿度》上篇注中，郑玄注解有形生于无形，引用《系辞》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，也就是说，天地开辟之前，是形而上者。凝寂于太虚之域，将何所见耶？如《易系》之太极，老氏之浑成也。而与六天说相对应的，是郑玄从《周礼》中发掘出圜丘祭天之礼，并与传统的南郊祭天区分开来，由此，祭天之礼，郊丘为二。《乾凿度》上下都有太易、太初、太始、太素的生成过程，上篇所述并郑注云： 夫有形生于无形，乾坤安从生？天地本无形，而得有形，则有形生于无形矣。郑玄的思想体系，论天地阴阳、四时五行、人事典礼，背后的根本依据，即是气的运行。

七变而为九，西方阳气所终究之始也。在郑玄的理解中，天地开辟之前，太易、太始、太初、太素形成一、七、九，二、六、八的天地之数，由此而创生二仪、四象、八卦，作为理解天地开辟之后世界的基本原理，但是，在形而上世界中，由太易的寂然无物到太初的气之发端，是自然生成的，同样，在天地开辟的过程中，由淳和未分之气到创生二仪，也是自然生成的。解决此问题的思想进路，即是理的加入。

（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）解曰：此言名法之治，不贵独善独巧，而贵与众共善共巧。战国中后期集中出现并具有政治哲学意义的理，大抵表现于稷下学者或与稷下渊源甚深的学者思想中。总之，中国思想史之发展，亦似愈至后世，而愈对以前不用理之一名，所表示之义，亦渐连于理之一名而论之。在荀子，每一类事物有其成为该类事物之理，而此类事物之理是可以被认识和概括的。

但此类批评，对于《尹文子》之类的法家似乎并不对准。理是区别事物的界限，在肯定同类的同时又否定异类。

张东荪主张，中国古代作为条理而言的理，只可译为order，不可译为reason。另一方面，则要探明古代圣王所以治平天下之道及古代礼法制度之文理，以备治世之用。道家的道理名理天地之理，是以道为本体而有制度建构追求的自然的理性。物有不合于道者，谓之失理。

故圣人之治，独治者也。荀子认为，治乱的根本在于是否以理为制、是否确定了政治的理性原则，他并未一概否认情、欲，而是主张君主以理性控制情、欲：圣人纵其欲，兼其情，而制焉者理矣。在荀子那里，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，负有实现人间秩序乃至天地秩序之责的君子，亦需达到一种虚静公正的大清明的明理境界——万物莫形而不见，莫见而不论，莫论而失位。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战国中后期的政治思想领域，会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思想现象：在战国中后期追求客观、普遍的政治理性的背景下，理的概念和观念集中出现。

二、道家之理：政治理性之超越根据与自然归趋 作为战国中后期在政治哲学领域集中出现的概念和观念，理如欲受到更多重视并被普遍接受，必须为其寻找到一个更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根据——道。法家的理法物理则侧重于从事物的规则性和确定性角度言理，具有以理论法的制度理性的特征。

虽然中国古代思想常以情理合一为特质，中国古代之理有时也会与情欲相混，但政治哲学之理的情形却殊非如此。从先秦、两汉、魏晋、南北朝到唐、宋、明、清，从道家、法家、儒家、墨家、佛家到玄学、理学，理皆以不同面貌和思想内涵存在着。

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看似是在批评慎到，其实恰恰是庄子自然的理性主张之表现。（同上）道是万物形成的根据和根源，也是万理的根据和根源。庄子之理的意义在于，当这种思考成为对理性的权威进行质疑的起点时，它又拥有了一种思想的睿智，即瓦解或消解那些固执的、甚至是专制的话语权力。（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） 圣人之治是根据君主的主观意见——己来治理国家。……方之理即是一切方底物之标准，即是其当然之则。……心之所可失理，则欲虽寡，奚止于乱。

[10]牟宗三，1988年：《历史哲学》，台湾学生书局。1.《尹文子》之理法：理的普遍性及理性精神 齐国自威王变法后推行法治，稷下学者多有法治与人治之争，并且将之提升到理的层次，由此揭开了以理论法的思想行动之序幕： 圣人者，自己出也。

（见荆雨，第84页）但在超越之道如何产生现实之法的问题上，却遭遇了理论的困难。（见牟宗三，第137页）即便有学者承认中国古代思想中包含理性，他们也是以西方哲学的范式进行理解的。

但名理一经确定，便优先于事物，继而规范和决定事物，要求事物依名理而动。短长、大小、方圆、坚脆、轻重、白黑之谓理，理定而物易割也。

[4]葛兆光，1998年：《中国思想史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毋庸置疑，理与法、法家关联密切。《黄帝四经》主张向道回归以明理，其政治理性表现为名理的形式建构趋向并终以自然为归依，《庄子》的天地之理自然之理又使道家的政治理性具有了超越、自然的向度及对政治权力异化予以消解的意义。韩非子进一步规定理的物理内涵：凡理者，方圆、短长、粗靡、坚脆之分也，故理定而后物可道也。

[13]王晓波，1991年：《先秦法家思想史论》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。（《荀子·仲尼》）荀子极重视国家政治制度的合理，认为国家的政令制度、法律规章，无论巨细，必须依照理而设置。

在批评者那里，慎到会遭致豪桀相与之笑：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。《黄帝四经》形名思想之归趋是循名复一、回归自然，其以名理为载体的政治理性包含着形式建构和超越自然的双重维度。

荀子喜言理，重言礼，关于理与礼的关系，荀子提出与《礼记》相同的经典概括：礼也者，理之不可易者也。《管子·形势解》言：弱子，慈母之所爱也……故以其理动者，虽覆屋不为怨。

研究和揭示战国中后期道家、法家、儒家之理的政治哲学内涵，并循着理的线索揭橥诸家政治理性不同的思想发展形态，成为本文的重要任务。由礼乐传统涵泳、由统类之知获得、由虚静修养所达至的政治理性，是仁且智的道德的理性。理成为政治哲学概念与其最初所具有的治的涵义相关。如果弱子的行为违背理而任意妄为，即便揭下房上瓦片，亦必鞭打之。

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荀子在《礼论》篇提出，在面对宏大、高远的礼之理时，一切坚白同异擅作典制暴慢恣睢的学说，都闻风而逃。（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）道理乃决定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准，合于道理则万事能成。

这一思想现象既具有一般哲学思维发展的意义，更具有政治哲学发展的意义。此思想努力虽似解决了道如何生法的现实问题，却消解了其理论的超越向度和形上高度。

《经法·道法》提出：形名立，则黑白之分已……形名已立，声号已建，则无所逃迹匿正矣。尹文子主张以理治国：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，君子弗言，为善使人不能得从，此独善也。